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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学的枢纽:自爱
录入:xzs  发表日期:2019-07-13

仁学的枢纽:自爱

儒家仁学的主题是人,主旨是爱人。爱是普遍的人类情感,属于儒家重视的七情之一。儒家认为,爱以及仁爱的对象,大而言之,有人、物之分,儒家依其价值而认定人“最为天下贵”,所以将人列为仁爱的首要对象;就人而言,人有亲疏远近的差异,儒家认为爱的施与不宜平均分配,施与亲者、近者的爱自然多一些,施与疏者、远者的爱理应少一些。这是以往多数儒者以仁说爱的大致思路。

  在此思路中,只见仁爱的对象,不见仁爱的主体,似乎将仁爱的主体与仁爱的对象分裂成一隐一显的对列格局。仁爱的主体处于“潜龙勿用”的状态,不经意看是缺席了,实际上,每一位仁者、君子乃至普普通通的平常人,作为仁爱的主体,时时处处都在发挥着支配性、决定性的枢纽作用。然而,能够看出这一点的并不多,有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贤人的孔门似乎只有颜渊一人,在孔子的循循善诱之下,看出了仁爱主体的重要性,并因此而倡导一种自爱的仁学。

  据《荀子》《孔子家语》等记载,孔子与弟子颜渊、子路、子贡三人有过一段关于仁爱的教学,我们选取《荀子子道》篇的记载来看一看:

  子路入,子曰:“由,知者若何,仁者若何?”子路对曰:“知者使人知己,仁者使人爱己。”子曰:“可谓士矣。”

  子贡入,子曰:“赐,知者若何,仁者若何?”子贡对曰:“知者知人,仁者爱人。”子曰:“可谓士君子矣。”

  颜渊入,子曰:“回,知者若何,仁者若何?”颜渊对曰:“知者自知,仁者自爱。”子曰:“可谓明君子矣。”

  在这夫子教学的场景中,关于仁者如何爱,亦即将爱施与谁的问题,子路、子贡、颜渊三位弟子分别代表了三种观点,而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孔子的肯定。然而,孔子并非对这三种观点等量齐观,他对子路、子贡、颜渊三人分别给予了“士”“士君子”“明君子”的差异化评价,显然,视颜渊为“明君子”是更高一些的评价。

  “仁者自爱”究竟是颜渊的独出心裁,还是他对孔门仁学更进一步的领悟呢?1973年甘肃省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简《论语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,因为该《论语》中有这样的语句:“子曰:自爱,仁之至也;自敬,知之至也。”由此可知,孔子已将“自爱”视为仁的内涵,并许以“仁之至”,亦即最高的仁。颜渊追随孔子亦步亦趋,有“闻一知十”的领悟力,自然会有先闻而后发的表现。

  在颜渊看来,“自爱”先于“爱人”,为什么?这是因为颜渊深刻领悟孔门倡导的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,深知个体在人己关系中的重要性。孔子点拨颜渊:“为仁由己,而由人乎哉?”(《论语颜渊》)这相当于告诉颜渊如何为仁应该在人己关系中来考虑讨论。孔子特别重视“修己”,要求弟子从“德”和“学”两方面加强“修己”。一个人如果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”,品行有亏,见识短浅,不能自立自达,怎么可能立人达人。所以,当孔子说“修己以安人”的时候,隐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推己及人的逻辑思路:先“修己”后“安人”;“修己”成了预设在先的前提,“修己”缺位则不能“安人”。这就把“为仁由己”的己推向了正确处理人己关系的起点。没有这个起点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颜渊深明此理,他在回答孔子的提问“仁者若何”时,何尝不知子贡已经回答了“仁者爱人”。他之所以另辟蹊径,独树“仁者自爱”的旗帜,是因为仁爱呈现于人己关系,必以“自爱”为起点。

  “为仁由己”,不“由人”,在人己关系上,己才是一种具有支配性或决定性意义的仁或仁爱的主体。己是仁爱的主体,人是仁爱的对象化客体,相应地,己是仁爱的施与者,人是仁爱的享受者。仁爱上的这种人己关系的格局,决定了己所需要面对的是所有的人他熟知的家庭、乡党,乃至于他可知的邦国、天下所有的人。子夏说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,显然表达了一种胸怀天下的仁爱情怀。

  人己关系中的己,只是仁爱主体的代称,无论何人,哪怕是小人,也可以效法君子: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从而成为仁爱的主体。正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仁爱的主体,面向众人施与其爱,即“泛爱众”,自然他也可以反躬自爱,而且也必须反躬自爱。为什么呢?至少有三点理由:

  一、一个人能否施与爱,施与何种爱,施与多少爱,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爱心与爱的能力。爱心即人的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。人皆有之不等于人皆操心、尽心。不操心,爱心亡失;不尽心,爱心微弱,这都决定着仁爱主体能否施与爱、施与多少爱的问题。至于施与何种爱,则又决定于仁爱主体的智慧。举例来说,授人以鱼是爱,授人以渔也是爱。前者满足人的口腹之欲,后者满足人对知识与能力的追求,两者的效果完全不同。显然,仁爱主体的道德、智慧、境界、素养决定了其施与爱的质量与水平。一个人反躬自爱,无非就是在道德与智慧上充实自己,在境界与素养上提升自己。

  二、一个人如何施与爱?是平等地给予,还是居高临下地赐予?施与爱的同时,是否考虑被施与者的内心感受?这检验着施与者有无平等待人、尊重他人的仁爱情怀。孟子曾经说过,一箪食,一豆羹,对饥饿濒死的路人来说,“得之则生,弗得则死”,如果施与者缺乏对路人的基本尊重,“呼尔而与之”,则路人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这嗟来之食。爱的施与包含着对人的尊重,施与尊重就是施与爱。

  三、一个人当其“泛爱众”,即面向众人施与其爱的时候,还有一个公正的问题。这里所说的公正,是指仁爱的施与,必须遵循自然生成的次序而做到不偏不倚。仁爱是通过施与而满足他人的需求,使人由此产生幸福感。在孟子那里,孔子的“诲人不倦”就是仁爱,因为孔子的教诲满足了人们追求道德与智慧的需求。而在孔门之中,弟子三千,贤人七十二,如何一视同仁予以教诲?孔子一则因材施教,根据弟子们不同的个性施以不同的教学;一则做到公正而无偏私,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孔鲤也和其他弟子同等对待,从不单独“开小灶”,以至于弟子陈亢感叹孔子仁爱的示范效应:“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在思想史上,因为仁有“亲亲为大”一说,又有“立爱自亲始”一说,不少人批评儒家仁爱有差等,从孔子教学“远其子”的个案可知,这一批评值得商榷。

  正因为以上三方面的原因,仁爱主体的自爱变得十分必要而迫切。自爱不是卑劣的自私、自利、自肥、自厚,而是高尚的良心自在、德性自尊、智慧自信、能力自强,一言以蔽之,是仁爱主体“有诸己”的自我充实与提升。(作者:孔丽,系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)

光明日报 2019-7-13